鲍文卿虽然是一个戏子,却有着一般人所不拥有的高尚品质,他身份低贱,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,他遵守当时的礼法制度,他靠唱戏赚钱养家糊口,他所赚的钱都是辛苦钱,都是干净的钱,所有的朋友也是品质不低。 总结:鲍文卿他是个正直,重情重义,非常值得交友的人。 鲍文卿虽然有个儒雅的名字,但他不是文士,是优伶——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,任你是多大的“腕儿”,只要是梨园角色,那也还是贱业。然而吴敬梓老先生偏要把他取上儒林榜,而且还在二甲。因为正如鲍文卿的好友向知府所言,“他虽生意是贱业,倒颇多君子之行”,值得文木老人如此抬举。 当向知府还是向知县的时候,曾因为偏袒了牛浦郎错判了案子险些被参处。在按察司门下多年却从不曾为人说情的鲍文卿,为素昧平生的向知县破了一次例。“这位老爷小的也不曾认得,但自从七八岁学戏,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。这老爷是个大才子,大名士,如今二十多年了,才做得一个知县,好不可怜!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。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,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罢?” 按察司为他的爱才之情所感动,且说:“只是如今免了他这一个革职,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。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,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,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,回家做个本钱。” 然而鲍文卿见了向知县,却不肯有一丝一毫越礼之处,不仅不肯受他的拜谢,甚至不肯同席落座,亲戚来陪也断不敢当,直到换了管家来陪,才欢喜了,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。临行,向知县果然封了五百两谢仪,鲍文卿却一厘也不肯受,说道:“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,小的乃是贱人,怎敢用朝廷的银子?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,一定折死小的。大老爷天恩,留小的一条狗命。”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价值标准,我们不必以现在的人权观念去批判鲍文卿的奴性意识,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,他的这些言行并非没有人格的自轻自贱,却恰恰是其本分为人、奉公守法的洁身表现,是不折不扣的“君子之行”,足以令千百贪官污吏、市井小人汗颜。 按察司病故,鲍文卿回到家乡南京,整理故业,重组戏班,由此结识了倪霜峰。这倪霜峰本是个秀才,却“就因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,拿不得轻,负不得重,一日穷似一日”(这几句话可让多少读书人为之一大哭!),只得以修补乐器糊口,却将几个儿子都卖到他州外府去了,家里只剩得十六岁的小儿子,将来也要卖与人去,还是一条免于饿死的生路。 鲍文卿为倪霜峰着实伤感,踌躇再三,大着胆子说道:“老爹,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,若是卖到他州别府,就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……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,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,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,我抚养他成人。平日逢时遇节,可以到老爹家里来,后来老爹事体好了,依旧把他送还老爹。这可以使得么?” 鲍文卿过继了倪廷玺,视如己出,因他是正经人家子弟,还不肯叫他学戏,送他去读书,帮着当家管班。两年后倪霜峰去世,又是鲍文卿替他料理后事,还叫倪廷玺去披麻戴孝,送父入土——这一番义举,鲍文卿做起来平平淡淡,没有丝毫夸张,然而细想起来,每个环节都令人赞叹,令人感动。 鲍文卿后来巧遇已升了知府的向知县,向知府与他叙旧,鲍文卿还要跪下磕头请安。向知府双手扶住,说老友若只管这样拘礼就难相处了,再三再四地拉着坐,鲍文卿才又跪下告了坐才肯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。 衙门里两个书办知鲍文卿身份不一般,求他跟向知府说情,两件事就可得五百两银子的好处费。鲍文卿听罢,笑道:“我若是欢喜银子,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,我不敢受。自己知道是个穷命,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,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?况且他若有理,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情。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,就要叫那一边受屈,岂不丧了阴德?依我的意思,不但我不敢管,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。自古道,‘公门里好修行’,你们服侍太老爷,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,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。”鲍文卿这一席话,说的书中两个书办毛骨悚然,即便几百年后的今天,不也仍然有着振聋发聩之效? 鲍文卿后来受了向知府一千两银子,这是有缘故的。那时鲍文卿已经害病,欲辞转回家,恰好向知府新升了福建汀漳道,要先送鲍文卿回家,送他一千两银子养老。鲍文卿又不肯受,向道台道:“而今不比当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,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,你若不受,把我当做甚么人!”鲍文卿不敢再违拗,磕头受下。向鼎不是贪官,不过做了多任的州府,又升了道台,确实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,所以鲍文卿才肯受,乃是受之于老友的恳切。 鲍文卿不久就病逝了。向鼎进京陛见回来,赴任福建路过南京,正遇鲍文卿的丧事。向鼎不顾鲍廷玺哭着跪辞,坚持走到柩前恸哭一场,上了一炷香,作了四个揖,又为鲍文卿题写了铭旌: “皇明义民鲍文卿(享年五十有九)之柩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” “义民”——在鲍文卿,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文书惯例。鲍文卿以一介优伶,身份卑微,甚至受人轻贱;然而一生事迹,却颇多君子之行,处处为圣贤之言存照,当得起一个“义”字。 义民鲍文卿,业贱人贵,洁身守仁,仗义行事,可钦可敬,是儒林中的上品人物。
题主说的是儒林外史里的吧,鲍文卿原是这姓崔的按察司门下的一个戏子,因向知县整日与做诗文的人混在一起,正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,鲍文卿替他求情,按察司就派他去投向知县,向知县感谢鲍文卿于是就赏了五百两银子,鲍文卿回到了南京,看着没事做,就想找几个孩子办个戏班子,正寻着人看见一修补乐器的,他姓倪,倪老爹就说起来他的几个儿子,一个死了,四个送人了,还一个眼看着也要送人,就过继给了鲍文卿,取名为鲍廷玺,后来他就随爹一起办戏班子,一日父子俩正走着,遇见了向知府已做了安庆府知府,道了身世后,过了几日,追随向知府到安庆县,向知府要帮鲍廷玺做个亲事和王家女儿,后来王家女儿要分娩不想养不下来,死了,鲍文卿感到身体不适就要请求回家,向知县有封了他一千两银子,父子俩一路回到南京,几个月后鲍文卿死了,向知府来了帮鲍文卿了姓名,官衔,封赠,谥号(那俩字我不会打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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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文卿虽然是一个戏子,却有着一般人所不拥有的高尚品质,他身份低贱,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,他遵守当时的礼法制度,他靠唱戏赚钱养家糊口,他所赚的钱都是辛苦钱,都是干净的钱,所有的朋友也是品质不低。
总结:鲍文卿他是个正直,重情重义,非常值得交友的人。
鲍文卿虽然有个儒雅的名字,但他不是文士,是优伶——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,任你是多大的“腕儿”,只要是梨园角色,那也还是贱业。然而吴敬梓老先生偏要把他取上儒林榜,而且还在二甲。因为正如鲍文卿的好友向知府所言,“他虽生意是贱业,倒颇多君子之行”,值得文木老人如此抬举。
当向知府还是向知县的时候,曾因为偏袒了牛浦郎错判了案子险些被参处。在按察司门下多年却从不曾为人说情的鲍文卿,为素昧平生的向知县破了一次例。“这位老爷小的也不曾认得,但自从七八岁学戏,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。这老爷是个大才子,大名士,如今二十多年了,才做得一个知县,好不可怜!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。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,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罢?”
按察司为他的爱才之情所感动,且说:“只是如今免了他这一个革职,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。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,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,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,回家做个本钱。”
然而鲍文卿见了向知县,却不肯有一丝一毫越礼之处,不仅不肯受他的拜谢,甚至不肯同席落座,亲戚来陪也断不敢当,直到换了管家来陪,才欢喜了,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。临行,向知县果然封了五百两谢仪,鲍文卿却一厘也不肯受,说道:“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,小的乃是贱人,怎敢用朝廷的银子?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,一定折死小的。大老爷天恩,留小的一条狗命。”
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价值标准,我们不必以现在的人权观念去批判鲍文卿的奴性意识,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,他的这些言行并非没有人格的自轻自贱,却恰恰是其本分为人、奉公守法的洁身表现,是不折不扣的“君子之行”,足以令千百贪官污吏、市井小人汗颜。
按察司病故,鲍文卿回到家乡南京,整理故业,重组戏班,由此结识了倪霜峰。这倪霜峰本是个秀才,却“就因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,拿不得轻,负不得重,一日穷似一日”(这几句话可让多少读书人为之一大哭!),只得以修补乐器糊口,却将几个儿子都卖到他州外府去了,家里只剩得十六岁的小儿子,将来也要卖与人去,还是一条免于饿死的生路。
鲍文卿为倪霜峰着实伤感,踌躇再三,大着胆子说道:“老爹,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,若是卖到他州别府,就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……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,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,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,我抚养他成人。平日逢时遇节,可以到老爹家里来,后来老爹事体好了,依旧把他送还老爹。这可以使得么?”
鲍文卿过继了倪廷玺,视如己出,因他是正经人家子弟,还不肯叫他学戏,送他去读书,帮着当家管班。两年后倪霜峰去世,又是鲍文卿替他料理后事,还叫倪廷玺去披麻戴孝,送父入土——这一番义举,鲍文卿做起来平平淡淡,没有丝毫夸张,然而细想起来,每个环节都令人赞叹,令人感动。
鲍文卿后来巧遇已升了知府的向知县,向知府与他叙旧,鲍文卿还要跪下磕头请安。向知府双手扶住,说老友若只管这样拘礼就难相处了,再三再四地拉着坐,鲍文卿才又跪下告了坐才肯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。
衙门里两个书办知鲍文卿身份不一般,求他跟向知府说情,两件事就可得五百两银子的好处费。鲍文卿听罢,笑道:“我若是欢喜银子,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,我不敢受。自己知道是个穷命,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,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?况且他若有理,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情。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,就要叫那一边受屈,岂不丧了阴德?依我的意思,不但我不敢管,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。自古道,‘公门里好修行’,你们服侍太老爷,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,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。”鲍文卿这一席话,说的书中两个书办毛骨悚然,即便几百年后的今天,不也仍然有着振聋发聩之效?
鲍文卿后来受了向知府一千两银子,这是有缘故的。那时鲍文卿已经害病,欲辞转回家,恰好向知府新升了福建汀漳道,要先送鲍文卿回家,送他一千两银子养老。鲍文卿又不肯受,向道台道:“而今不比当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,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,你若不受,把我当做甚么人!”鲍文卿不敢再违拗,磕头受下。向鼎不是贪官,不过做了多任的州府,又升了道台,确实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,所以鲍文卿才肯受,乃是受之于老友的恳切。
鲍文卿不久就病逝了。向鼎进京陛见回来,赴任福建路过南京,正遇鲍文卿的丧事。向鼎不顾鲍廷玺哭着跪辞,坚持走到柩前恸哭一场,上了一炷香,作了四个揖,又为鲍文卿题写了铭旌:
“皇明义民鲍文卿(享年五十有九)之柩
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”
“义民”——在鲍文卿,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文书惯例。鲍文卿以一介优伶,身份卑微,甚至受人轻贱;然而一生事迹,却颇多君子之行,处处为圣贤之言存照,当得起一个“义”字。
义民鲍文卿,业贱人贵,洁身守仁,仗义行事,可钦可敬,是儒林中的上品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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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主说的是儒林外史里的吧,鲍文卿原是这姓崔的按察司门下的一个戏子,因向知县整日与做诗文的人混在一起,正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,鲍文卿替他求情,按察司就派他去投向知县,向知县感谢鲍文卿于是就赏了五百两银子,鲍文卿回到了南京,看着没事做,就想找几个孩子办个戏班子,正寻着人看见一修补乐器的,他姓倪,倪老爹就说起来他的几个儿子,一个死了,四个送人了,还一个眼看着也要送人,就过继给了鲍文卿,取名为鲍廷玺,后来他就随爹一起办戏班子,一日父子俩正走着,遇见了向知府已做了安庆府知府,道了身世后,过了几日,追随向知府到安庆县,向知府要帮鲍廷玺做个亲事和王家女儿,后来王家女儿要分娩不想养不下来,死了,鲍文卿感到身体不适就要请求回家,向知县有封了他一千两银子,父子俩一路回到南京,几个月后鲍文卿死了,向知府来了帮鲍文卿了姓名,官衔,封赠,谥号(那俩字我不会打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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